中国大学:50年代院系调整决定今日基本格局(组图

2012年,全国各地诸多院校以及大学二级学院,纷纷迎来60周年校庆或60周年院庆。仅仅在上海和北京,就有华东理工大学、华东政法大学、东华大学以及中国地质大学、中国矿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等。院校集中性为自己的60周岁庆生,这道中国高教界的奇景,无疑和上世纪50年代启动的大学院系调整相关。尤其是集中在1952年的高校院系调整,涉及全国四分之三的院校。

学界后生难免疑惑:为何今日中国的大学会有如此布局;为何某个大学的某个特定专业具有难以匹敌的办学优势;为何从上世纪90年代起,很多院校忙着更名、合并,甚至理工科大学开始兴办文科,打出“恢复传统”的旗号?布局、优势、传统,解答这些和各大高校休戚相关乃至决定中国高等教育命运的关键问题,无论如何绕不开高校院系调整那段历史。

重新审视60年前进行的院系调整,一方面,我们可以清晰看见新中国大学为探索培养适应国家建设需要的人才而走过的艰辛历程;另一方面,它也成为人们理解中国高等教育变革的线索和注脚。按照国内不少学者的看法,院系调整从上世纪50年代迄今,期间虽分为几个阶段,但直到今天,它从未间断,并还有调整和延续的空间……

有关统计显示,1949年全国接受高等教育的在校人数只有区区11万人,全国的工学院学生人数少之又少,每年的毕业生连1万都达不到……

“1951年,我考入浙江大学物理系,但1952年国庆后,我就变成复旦大学物理系的学生了。”已经退休多年的复旦大学物理系教授陆栋,对一个甲子前从杭州到上海求学的这段迁徙记忆犹新。

和陆栋一起调入复旦的,还有浙江大学物理系教授、著名学者卢鹤绂以及他的三个研究生。

在这场轰轰烈烈的院系调整和与之相随的迁校运动中,个人的去留似乎微不足道。建国初期,高校人才培养难以满足国家经济建设需要。尤其是1953年,国民经济第一个5年计划实行在即,前苏联支持的156个重点项目使人才成为我国最紧缺的“资源”。

有关统计显示,1949年,全国接受高等教育的在校大学生人数只有区区11万,其中,工学院每年毕业生连1万人都不到,根本无法满足国家工业建设,特别是重工业发展的需要。

1950年6月,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时任教育部长马叙伦在讲话中就提出:“我们的高等教育,必须密切地配合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国防建设的需要,而首先要为经济建设服务”。

中央教育部于1951年11月召开全国工学院院长会议,会议“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和专科学校,整顿和加强综合大学”为精神,揭开了1952年全国院系大调整的序幕。

“事实上,早在1952年之前,院系调整已经开始了。”复旦大学校史研究室副研究馆员钱益民介绍,1949年底到1951年间,京、津、沪等地的高校已有局部调整。1949年底,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华北大学的农学院合并成立北京农业大学。1951年5月,北洋大学和河北工学院合并,成立新的天津大学。1951年,以光华大学、大夏大学为基础,合并沪江大学音乐系、同济大学动植物系、东亚体育专科学校、复旦大学教育系,成立华东师范大学等。到1952年,以华北、东北、华东为重点的更大规模的院系调整正式启动。

这一轮调整之所以必要,还有一个原因是,国民政府时期遗留着不少私立高校以及教学学校,要改制为公办大学,期间必然有一个撤并、接收的过程。

这一轮院系调整,主要是加强工科院校和单科性专门学院的建设。除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少数综合性大学得以保留,其他综合性大学都被解体为单科性或多科性的工科大学。

在北京西郊,当时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以及燕京大学、辅仁大学的院系以及许多专业学校通过合并、新组建了8个专业理工科高校北京地质学院、北京矿业学院、北京钢铁工业学院、北京航空学院、北京石油学院、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北京林学院和北京医学院,即所谓的“八大学院”(分别是今天的中国地质大学、中国矿业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国石油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北京大学医学部)。1952年暑期,“八大学院”正式招生开学。

根据陆栋的看法,这一轮调整之所以显得十分必要,除了解放初期工科生整体数量太少以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国民政府时期还遗留有不少私立高校以及教会学校。随着新中国成立,这些大学要改制为公办大学,必然有一个撤并、接收的过程。

从全国看,当时高校的布局和专业设置也不合理。高校中,工程、师范、农林、医科等科系的师资力量和办学设施都比较分散。多数院校集中在沿海城市,内地和边远地区较少。据华东师范大学校史档案馆馆长朱小怡介绍,院系调整前,仅上海地区就集中了全国20%以上的高等院校,其中私立高校和教会大学占多数。

在院系调整前,浙大理学院的办学实力在全国大学中屈指可数。陆栋说,浙大物理系此后的教员调动,完全就是“点招”“哪些教授北上到清华、北大任教,哪个教授去科研院所参与国防科研,哪些教授去复旦任教,在方案公布前就由上级决定,分配的依据就是当时的实际需要。”

“现在高等教育中的各种现象,好的或者不好的,在当时也都存在。”华东师范大学档案馆馆工作人员徐小楚介绍说,很多私立大学的发展就“良莠不齐”。现在常常见诸报端的“学店”,在当时也并不鲜见,私立大学中,除了大家熟知的一些名校,有很多就是“学店”。“当时学校分三个档次,第一档是当时的国立大学,第二档是教会学校,第三档是私立大学。”

院系调整前,全国高校211所,1952年调整后为201所。到1953年,又加强和增设了工业院校并适当补充师范院校,对政法、财经大学进行适当集中。1955年,一些沿海的高等院校或专业被迁入内地。其中一大标志性事件是,交通大学的大部分专业被迁到西安,成立西安交通大学。

经过这一轮调整,私立高校全部改为公立,各院校的性质和任务均较为明确,工科院校得到了发展,综合性大学得到了整顿,高等学校在院系设置上基本符合国家建设的需要。

包括法学在内,一批人文社会科学在这一轮院系调整中被大大削弱了,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等一批学科被停办或取消。

1952年院系调整,对中国高校原有格局改变很大:医学、农学、法学、财经、政法等科目从原有大学划分出来,或成立单科学院,或进行同类归并。所谓的“大学”,一般只保留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基本任务是培养科学和研究人员以及中等学校教师。

用现在的眼光来看,院系调整固然促进了理工科的快速发展,但与之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大学里的文科院系被大量裁撤,人文社会科学的办学实力被大大削弱,其中、社会学、心理学等一批学科被停办或取消。

曾参与华东政法大学校史编撰工作的韩信昌教授回忆,1952年6月,华东政法大学在调入8个学校的12个系的基础上成立,此后一年,又有一所高校加入。和国外大学政治学、法学之间泾渭分明相区别,国内的政法学院从建校开始,“政”和“法”之间就有天然联系,这从这一轮院系调整中可窥得端倪。

1952年,新组建的华东政法大学教职员工总人数为283人,但其中,全校的正副教授加起来只有3人,讲师11人,其余均为工人和职员。政法专科学院的大量课程,都以理论学习和思想政治教育为主。比如当时学生进校就要修读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苏联联共党史等理论课程,与法制相关的专业课相对较少。

韩信昌解释,“政法”联系紧密也有客观原因。“我国的第一部宪法1954年才正式公布。所以1952年的时候,很多法学专业课没办法上。且当时老师首先要思想正确,这导致很多民国时期在法律系上课的老师无法站上新讲台。”

苏联教育模式下,大学一上午就要连排6节课,每天六七点就开始上课连生活起居都要跟着苏联学习,这种硬搬照抄导致当时很多师生极不适应。

被不少学者称为“处方式”人才培养的前苏联教育模式,也随着院系调整移植入中国高等教育体系。针对行业需求来培养专门的人才,这一教育理念和解放前的大学形成鲜明对比。同济大学离休教授朱照宏,1952年前曾在圣约翰大学任教。他回忆说,在院系调整之前,中国旧有的高等教育办学模式不一。比如,同济原来是德国人办的,所以德式教育痕迹明显,而圣约翰、清华采用的是美式教育,浙大也是英美式教育。且当时的综合性大学实行文理科通识教育,独立学院和专科学校中以应用型的文、法、商科为主。

按照英美大学的教育模式,院系设置是自上而下,先办一所大学,内设若干学院,院下分系,系下又可分组。国民政府时期又曾规定,一个大学至少要有三个学院,一个学院至少要有三个系。简言之,旧模式下,大学是以系为基础单位作为培养人才的,院系都是实体性的行政和教学系统。

采取苏联模式后,被强化的概念是“专业”。对大学来说,首要的不是系别,而是根据国家建设的需要来确定应设立哪些专业和达到怎样的规模,并规定高校各专业应该开设的课程。高等院校依此组织招生和教学活动。

经过这一轮调整,理工科教育“和上海的工业一样,从面向国外转为面向国内”。

在上世纪50年代的院系调整中,课程改革是一大“重头”。1950年8月,教育部颁布了《关于实施高等学校课程改革的决定》,“各系课程应密切配合国家经济、政治、国防和文化建设当前与长期的需要,在系统的理论知识基础上,实行适当的专门化……”。

就理工科而言,上海理工科的特点是由上海工商业自身依赖外资的半殖民地性质所决定的,原来的理工院校大量使用德日或英美的原版教材,经过这一轮调整,理工科教育“和上海的工业一样,从面向国外转为面向国内”。

“重理轻文”的倾向也悄然形成。大学入学考生志愿准确反映出正在变化的社会风气。1950年暑期招生中,有44.7%的考生第一志愿报考工、管、理;第一志愿报考文、法、财经、教育的考生占总人数的22.25%;报考医、农的考生为总人数的23.88%。

1952年夏,全国高校第一次实行“在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下,统一计划、统一考试、统一分配的原则下进行招生”。包括上海在内的所有高校都进入统一的招生计划,考生按系科专业类别录取,录取后不得转院系,转学校,毕业生服从统一分配。学分制从大学里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学年制,规定大学本科学制一般为4年。

一个甲子之后的今天,重新解读院系调整这段历史,无疑会对今日我国高教改革所面临的阻力和障碍有一番清晰而透彻的考量。

1952年院系调整,固然是顺应时代大趋势的产物。但不难发现,无论是如今大学严重的文理分科教育导致的人才创新力不足,还是产学研之间的脱节、工程教育无法满足企业的实际需要,甚至大学办学自主权的丧失这种种棘手难题,也可以说是1952年院系调整引发的后遗症。也正因此,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高等教育领域又出现了第二次大规模的院系调整。

“连同1949年8月以来的调整,新复旦共由20余所高等学校有关系科合并组成。复旦很可能是全国院系调整中组合高校最多的大学。”

很多高水平研究型大学认为,大学应该与社会热点保持一定的距离,不要太功利地追逐社会的热点,大学要保持本身的独立性。但是在上世纪初期,复旦大学其实是一所与社会需求有着密切联系的学校。这一点,从复旦大学当时的专业设置就可以看出。解放前复旦大学办得最好的学科是商科、教育、新闻等实用性学科专业。而且复旦大学在西迁重庆北碚时期,因为战时西南地区的社会需求,学校特设了农学院,开办了农艺系、园艺系和茶叶专修科,这是当时的大学中为数不多的茶叶专业。在大多数老复旦人的眼里,复旦大学的学生对于时政的参与非常热心。而且学校也支持学生的这种对时政的和参与。在解放后,复旦大学师生重返校园,开展了复校工作。此时的复旦大学仍然承袭了学生积极参与时政的特点,复旦大学有1200多名学生响应党的号召,参加南下服务团和西南服务团等工作。

1949年7月29日,复旦大学校务委员会成立。陈望道为副主任委员,周谷城为教务长,胡曲园为秘书长。同时,开始进行部分院系调整。1949年9月,浙江大学史地、法律、经济等系,暨南大学文、法、商学院,英士大学经济、法律两系,同济大学文法学院并入复旦,复旦生物系海洋组则并入山东大学水产系。1951年9月,大夏大学政治、法律两系,光华大学政治、法律、经济、银行、工商管理、会计等六系并入复旦,复旦大学教育系并入华东师范大学,土木系并入交通大学,不久又从交大并入同济大学。

根据中央教育部和华东高校会议的决定,复旦大学进行了院系调整工作。从1952年8月至9月底,浙江大学、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大同大学、沪江大学、震旦大学、圣约翰大学、南京大学、金陵大学、安徽大学、上海学院等高校的有关系科陆续与复旦大学合并。复旦大学的中文系由复旦大学和沪江大学等四校的中国语文系合并组成;外文系的俄文组即原复旦俄文组,英文组由复旦大学、沪江大学等四校合并组成;历史系由复旦大学历史系组成。但是史地系的地学人才调到了华东师大,造成了史学和地学的分割。新闻系由复旦大学新闻系和圣约翰大学新闻系合并组成。数学系:由复旦大学数理系数学组及浙江大学等四校的数学系合并组成。物理系:由复旦大学数理系物理组及交通大学、同济大学等五校的物理系合并组成。化学系由复旦大学和浙江大学等七校的化学系合并组成。生物系:由复旦大学和其他三校的生物系及浙江大学的人类学系合并组成。经济系:由复旦大学和南京大学等九校的经济系合并组成。经济研究所则是原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

这次调整,连同1949年8月以来的调整,新复旦共由20余所高等学校有关系科合并组成。复旦很可能是全国院系调整中组合高校最多的大学。与此同时,复旦大学一些系科也从复旦调出,与其他院校合并或组建新的学院。复旦财经学院会计、统计、企业管理、银行、贸易和合作六个系及统计、贸易、银行三个专修科调出,组成上海财经学院。农学院农艺、园艺、农化三系调至东北沈阳,新建沈阳农学院。茶叶专修科调至安徽大学农学院。法学院法律、政治两系与九所高校的法律、政治等系合并组成华东政法学院。社会学系撤销。复旦大学外文系德文组调出,并入南京大学。

院系调整以后,复旦大学成为一所文理综合的大学,主要任务是培养研究人才和高校师资,原来的应用性学科全部调出,保留和并入的都是基础理论学科。基础理论学科集中了江、浙、皖、沪地区最著名的一批专家和学者。当时,复旦有教授90人,其中一部分是国际或者国内非常知名的教授。

院系调整对于复旦大学可以说是一个重要的机遇。师资大换血,更新和补充了新锐的力量,队伍得到根本性的重组,尤其是原先相对较弱的数学和物理两科有了质的提升,形成了复旦数理学科高地和优良的学风,成为新复旦的学术传统。文理两大基础学科的根基夯实了,这是日后复旦发展的关键一步。但是原有的商学院、法学院、农学院都被调整到其他高校。老复旦经营了半个世纪的学科被削弱了,不少老复旦人至今说起都满怀遗憾比如,抗战后复旦大学率先设立了海洋学专业,但是在1949年复旦大学的海洋学科被调去了山东大学。今天的复旦学科群里,如果有海洋学和农学,不是更好吗?

从1949年下半年到1956年,交通大学经历过大大小小8次院系调整。其中,1951年和1952年两次大规模的调整,使学校传统办学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

交通大学在院系调整前共设3个学院17个系1个专修科和1个研究所,即理学院的数学、物理、化学;工学院的土木、机械、电机、航空、造船、工业管理、化工、轮机、水利、纺织及电信技术专修科;管理学院的运输管理、财务管理、电信管理、航业管理4个系,此外还设1个电信研究所。

1951年6月12日,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发文对交大院系进行调整:电信管理系调整到电机系;工业管理工程系调整到机械系;轮机系调整到造船系,设轮机组;纺织系与私立上海纺织工学院合并成立华东纺织工学院;运输管理系调整到北方交通大学;财务管理系调整到上海财经学院;复旦大学土木系调整到交大土木系。

1952年,根据中央统一布置,又进行第二次大规模的院系调整:理学院的数学、物理、化学3系的师资、设备除留下工学院教学所需之外全部调整到复旦大学,部分师资调整到华东师范大学;土木系全部调整到同济大学;航空系全部调整到新成立的华东航空学院;水利系全部调整到新成立的华东水利学院;化工系全部调整到新成立的华东化工学院……

这次大规模的院系调整工作是由中央和各大区统一考虑高等学校的布局和系科设置情况下进行的。经过两个多月的准备和实施,教职工、学生的调进和调出,器材、设备、图书、家具的调进和调出,进展顺利。1952年10月,按《华东区高等学校院系调整设置方案》基本完成调整工作,并于10月15日按新的系科设置开学上课。

据不完全统计,交大调出的教师中有教授50余人。其中,国文科教授王蘧常、化工系教授顾翼东、物理系教授周同庆等调往复旦大学;国文科教授钱谷融、英文科教授邵秀林、数学系教授武崇林等调往华东师范大学;土木系教授康时清、王龙甫等调往同济大学等等;调出教师中有10人以后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或中国工程院院士。

院系调整中,交大还调出图书86528册,其中线年慈禧太后、光绪皇帝御赐的《古今图书集成》(全书共1万卷,5044册,1894年同文书局版本),1955年调至华东师范大学。

交通大学在国家“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下,成为一所多科性工业大学。调整后交大机械类、电机类和造船类的系科得到了加强,交大人才培养的规模得以逐年扩大,招生人数从1950年的851人发展到1956年的2194人;毕业人数从1950年的540人扩展到1956年的1350人,增长了两倍多,直接为国家建设输送了大批专业对口的技术人才。

在肯定院系调整成绩的同时,也要看到当时工作中存在的一些不足。正如时任高等教育部部长的马叙伦在1953年的一次关于综合大学的报告中谈到:“在某些地方调整时未能照顾到某些大学的原有的优点与系科特长及其本身的需要,或者移重就轻,使其多年积累起来的能代表该校特点的教学基础失掉应有的作用,或者把某些重要系科连根拔掉,使该校其他相关系科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受到影响。”这段话用来概括院系调整带给交通大学的影响也非常恰当。交大作为一所具有理、工、管结合的传统办学特色及优势的著名大学,被调整成为多科性工业院校,而且是“理工分家”格局下的工程教育,系科设置的减损和学科综合性的丧失,给学校整体实力带来较大的影响。(本文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党史校史办公室主任)

说起师范院校,就会提到上世纪50年代的高等学校院系大调整。有人认为,师范院校和新成立的一批专门性工科院校是院系调整的获益者。但是也和大多数学校一样,院系调整中,华东师范大学人才有进也有出,几乎现在所有的大学之间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华东师范大学在成立之初几乎汇集了沪上所有高校的教育系。华东师范大学是1951年以大夏大学和光华大学为基础,并入复旦、同济、沪江、东亚体专等校相关院系组建起来的。据华东师范大学档案馆馆长朱小怡介绍,在上世纪五十年代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中,浙江大学、复旦、交大、同济、大同、震旦、沪江等校都有师生调入成立不久的华东师范大学。而成立之初的华东师范大学,以圣约翰大学的师生人数为最多,因为圣约翰大学理学院、教育系都是成建制并入的。

其实,在华东师范大学成立前,沪上高校几乎都有自己的教育系,成立华东师大的理由是“缺乏为了培养中学师资的高等院校”,而新中国,中学教师的缺口至少100万人,小学教师的缺口至少50万人。华东师范大学的教育系就是整合大夏大学、光华大学、复旦大学教育学科的力量成立起来的。

1952年,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大同大学、震旦大学四校教育系又并入华东师范大学,完成了沪上高校教育学科的集中。孟宪承、刘佛年、廖世承等一批在全国教育系科中堪称一流的著名学者集中到了华东师范大学,为教育学科的发展积聚了力量。

华东师范大学前身大夏大学与光华大学,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均有较悠久的传统,也集中了一批知名学者。1951年建校时,同济大学动物系和植物系并入,生物学科已经具备了很强的实力。在1952年院系调整中,圣约翰大学理学院(包括数学系、物理系、化学系、生物系)、浙江大学地理系并入华东师范大学,交大、同济、浙大、沪江、大同、震旦等校也有大批理科教师调入,理科各系的教师力量不断加强。

在1952年院系调整中,华东师范大学也有部分学科和教师调出支援其他高校。如体育系调至新成立的华东体育学院(现上海体育大学),成为该校建立的重要基础。1954年,华东师范大学外文系改为俄文系,停办英文专业。1956年,华东师范大学音乐系并入北京艺术师范学院(后成为中国音乐学院一部分),部分教授调往上海音乐学院,其中包括应尚能、刘雪庵、马革顺、钱仁康等众多名家。此外,华东师范大学化学系多位专长应用研究的教师,如:邵家麟、陈子元(现中科院院士)等先后调往华东化工学院(现华东理工大学)、浙江农学院。

在办学中,当时师范类教育的办学理念也毫不落后。比如,师范类的学生应该早上讲台,应该更多一点实践经验,这一点在现在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在华东师范大学成立之初,甚至在国内各高校的教育系,这是践行了几十年的做法了。据朱小怡介绍,华东师范大学的前身大夏大学和沪江大学本身就有附中,而且在综合性大学里的教育系的学生也常常去中学去兼职任课,既是实践又是勤工助学。

而上世纪50年代,华东师范大学校长孟宪承就提出,师范类院校是使学生能够获得智慧的创获教育,反对高等教育进行灌输式的教育,而是希望能够启发学生自己获得知识,并希望这能够成为一名教师的素质,使智慧的创获也能够成为师范类学生的素质,这一说法即使在现在也并不过时。

1952年院系调整前,清华大学拥有理、工、文、法、医五个学院。清华大学院系调整状况大致如下:

调整后的清华大学只保留工学院,北京大学工学院、燕京大学工科各系并入清华大学。

调整后的同济大学调入华东地区的上海交大、复旦、圣约翰等11所高校的土建系、科、组,遂成为国内最大的以建筑土木工程为主的工科大学。

1952年院系调整前,浙江大学拥有文、理、工、农、法、医、师范七个学院。浙江大学院系调整状况如下:

1)、理学院数学系、物理系、化学系、生物系并入复旦大学;理学院药学系并入上海第一医学院;理学院地理系分别并入华东师范大学和南京大学。

2)、文学院人类学系并入复旦大学;文学院、师范学院部分并入华东师范大学,部分与之江大学组建浙江师范学院,其余部分调入北京大学、厦门大学、南京大学等。

5)、农学院独立为浙江农学院;农学院畜牧兽医学系并入南京农学院;农学院森林系和东北农学院森林系合并为东北林学院;农学院农化系并入南京工学院食品工业系。

6)、工学院航空系与中央大学、交通大学的航空系合并,组建为华东航空学院;工学院土木系水利组并入华东水利学院;工学院电机系电信组并入南京工学院。

调整后的浙江大学只保留工学院电机、化工、土木、机械四系,并入之江大学相关工科及厦门大学电机系。

1952年院系调整前,中山大学拥有文、法、理、工、农、医、师、研八个学院。中山大学院系调整状况如下:

调整后的中山大学保留文理法研学院,并入岭南大学文、理学院,并将广州以及中南地区部分高校的有关系科调入,著名教授陈寅恪、陈序经、姜立夫、容庚、梁方仲等调入任教。

1952年的高校院系调整虽然涉及面广,但整个调整过程极为迅速。1952年5月,中央教育部在全国工学院会议的调整基础上制定了1952年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方案。该方案于同年7月下达上海各高校。8月2日,华东地区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委员会成立,该委员会于8月中旬指定华东地区院系调整最终方案,各校纷纷按此计划推行。是年9月24日,全国范围内的院系调整完成,10月中旬至11月初,上海各高校均已开课。

按照国家教育部的方案,上海共设高校15所:复旦、交通、同济和华东师范大学,华东化工学院、华东纺织工学院、上海水产学院、上海医学院、上海第二医学院、上海财经学院、华东政法学院、华东体育学院、中央音乐学院华东分院、中央戏剧学院华东分院和华东艺术专科学校。

华东区院系调整委员会的最终方案改为17所,其中,冠名大学的4所:复旦(文理科综合)、交通(重工业工科)、同济(土木建筑工科)和华东师范大学;专门学院11所:上海医学院、上海第二医学院、华东化工学院、华东纺织工学院、上海水产学院、上海航务学院、上海财政经济学院、华东政法学院、华东体育学院、中央音乐学院华东分院、中央戏剧学院华东分院;专科学校2所:上海俄文专修学校和华东交通专科学校。

在这次调整中新设的高校有5所:上海第二医学院、华东化工学院、华东政法学院、华东体育学院、上海俄文专修学校。

“1952年9月17日下午2点,我们参加了全校欢送大会,然后一起去上海北站,登上赴沈阳的火车。下午6点40分,火车动了,我们一起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王洪熹对那一刻至今记忆清晰。今年80多岁的王洪熹是复旦大学的老校友,但是她所就读的专业,在今天的复旦专业名录上已经消失。

1949年,王洪熹进入复旦大学农学院学习,临近大四,席卷全国四分之三院校的院系大调整开始了。根据调整方案,复旦农学院除了茶叶专业迁入合肥外,将全部迁往东北沈阳市,调入新创建的沈阳农学院。

之所以能清晰地记得1952年离沪这一天的情景,是因为王洪熹大半年前接到了一家杂志社的约稿电话。其时,同济大学出版社打算出版《民间影像》一书,通过图文记述1952年院系调整时期的大学校园。王洪熹翻箱倒柜,终于发现手头还留有一封珍贵书信。“我和我先生以前是同学,有写信的习惯。52年的这一天,恰好被我写在了信里。”

一说到离沪北上那天,王洪熹首先记得是强烈的“感官变化”:9月,正是上海桂花飘香的时节。可那一年的9月,她看到的是无边的高粱地,山海关的雄伟,以及出现在山谷中的万里长城的壮丽……

列车开了整整36个小时,随王洪熹一起抵达沈阳的,是复旦农学院200多个学生,250名教工及家属,还有农学院所有的图书、仪器、标本等材料和设备。

1952年8月中旬,院系调整“一纸令下”,复旦农学院从发出返校通知、商量北迁事宜,到9月19日中午清校,前后只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这样的事情要是放在今天,简直不可想象,有人肯定会担心就业怎么办,离开家怎么办?但在我们那个时候,没有不愿意去的,也没有听到谁有半句怨言,一个不落下,全部走了。”在王洪熹看来,迁校工程浩大,在当时之所以能在极短的时间内顺利推进,和时代背景有莫大的关系。“理想教育、宗旨教育,包括抗美援朝给我们这一代人的影响实在太深了。”

王洪熹说,服从安排、甘愿北上,多数师生是基于对当时高等教育现状的认同:从全国范围看,农学院的布局不合理。东北地区有大粮仓,需要振兴建设,但很多农学院却扎堆在华东地区。院系调整前,浙大有农学院、南大有农学院,上海的复旦大学也有农学院。

学农就要爱农,哪里有需要就去哪里。这种对治学的朴实和纯粹的感情,在其时全国院系调整的大背景下,体现得尤为清晰。

已故的沈阳农业大学原党委书记周久钊,1952年时担任复旦教务处辅导员。在他撰写的《复旦农学院北迁沈阳回忆》一文中,记录了当时迁校中令人感动的场景:“我们有些老师的家属并不在复旦工作……她们本来已有一份称心而安定的工作,为了响应党的号召,把原有的工作辞去了,一同随迁校大队北上”。“有些青年教师决心扎根东北,但同时还必须尽到人子、父兄之责,把他们的父母、兄弟、姐妹都动员起来居家北上”。

让人难忘的还有学生家长,“家住上海的同学们的家长,在送别自己子女时把孩子们的行囊塞得鼓鼓的,有糖果点心,有日用必需品、甚至手纸都一大堆。这些家长充分估计到了北方生活艰苦,物资缺乏,但仍支持子女北上……”

新创建的这所农业专科学校,坐落在沈阳市郊东陵西边天柱山下,离市区有七八公里,不仅地处偏僻,而且荒芜从上海来的学生和老师都齐刷刷地报到了,可校园并没有准备好。

“一辆汽车把我们从火车站直接拉到校门口,下车一看,教学楼和宿舍楼还没盖好,只有几间平房算是教室。”抵达沈阳的第一天,很多同学从行李里翻出了上海带去的棉袄、棉鞋穿上,却还是冻得瑟瑟发抖。上海带来的御寒衣服远不足以抵御东北的寒冷。

更艰苦的考验还在后头。抵达沈阳农学院的第一天晚上,同学们就睡在农具厂的厂房里,大家在地上铺上草,搭了大板铺,席地而卧。

“我们在复旦农学院的时候就做过田野调查,在山东农村时,每天嚼的就是黑馒头,下饭菜是大酱泡黄瓜。”王洪熹说,入校第二天起,师生们就开始自己动手,参加劳动,加快校园建设。学生们找来了木板,自己做衣架、晒被子;“早饭吃馒头和稀饭,饭后每人发两个苹果是园艺系试验场自己种的,品质很好,心里美滋滋的”。再后来,食堂里就开始冒出“炊烟”了,和上海地区使用煤气不同,沈阳那时做饭需要先烧煤炉,有时候,被生煤炉时的黑烟一熏,学生们眼泪直流。

而这些学农的学生到了沈阳后,最初的课堂是在农场里,上的第一课也并不是农业,而是如何保护自己的安全。在农场,晚上有狼出没。为了确保外出安全,老师首先教学生的是遇到野兽时的措施和避险方法……

1953年,随复旦农学院整体北迁而新生的沈阳农学院,迎来了第一批毕业生。王洪熹说到班级学生分配的情况,嗓门不禁大了一些,“我们班,几乎所有的人都留在东北,有的在沈阳,有的去了抚顺,为东北的农业建设做出了我们的贡献。”

王洪熹后来回到上海,曾出任上海市农业局局长。她那一届同学里,不少人成为学者、担任高校农学院院长,也有同学后来进入农业部担任要职。但她忘不了的还有很多“普通”的同学,“有人就默默地耕耘了一生,真正做到了学农、爱农、为农服务。”

从1912年北京大学“哲学门”成立算起,今年恰是北大哲学系的百岁诞辰。1952年院系调整,当其他大学哲学系濒临调整、遭到撤并时,惟北大哲学系安然度过了平静甚至堪称辉煌的一年,大师云集。

1952年北大迁往西郊燕京大学,搬运物资和清理燕大校舍任务巨大。北大和燕大都动员了大批学生参加工作,我是报名者之一,是暑假提前返校的,时间是九月初。

我们最先的工作是腾空沙滩三院学生宿舍,把双人床、单人床、桌椅等搬到阁楼间空地上。学生的东西都按班级集中堆放,这是放暑假前就做了的。那时我们已经得通知,学校要迁往燕大。

燕京大学校园只有两校门,西门和东门,西门是燕大正门,是燕大兴建燕园新校舍时所建。东门,即博雅塔东的那个门,东门是为燕大教职工进出用的。出东门是成府一带。从东门往东直走不到400米就是燕大教授级的教师宿舍,别墅小楼,约30座。这成府地方多是民宅私房,但和燕大有关,有相当多的燕京大学教职工住在这里。

北京大学迁来燕园后,不断扩大面积,增加了约两倍,同时不断建盖新楼,还将原有建筑一律改名。仅保留“未名湖”、“燕园”、“博雅塔”及“临湖轩”。此外,蔚秀园、镜春园、朗润园名称依旧。

搬来燕园后,10月下旬才开始上课,许多同学只好闲逛。未名湖和北面的镜春、朗润诸园逛够了,便坐车去颐和园。要坐公交和买门票,钱并不多,两项相加不到三毛钱。以后就逛学校周边,最近处就是海淀。其他东南西北都是一片大田,要不就是荒野,枯草败柳。就人文环境说,这里远不如沙滩,有街景市容,熙熙攘攘,使你目不暇接。

我们班是陆陆续续住进10楼一层最西一间的。这是一个大间隔成三个小间。说白点,就是一个大间中间砌了两道一人多高、4米多长的墙。这房子宽有5米多,墙没够着的地方就是这屋中的过道。每小间放4张双人木床,中间摆八张两两相对的小桌。两个坐在隔邻相挨的上铺的人像是坐在一条板凳上。

我们班50年入学时是20人,男19女1。51年退学2人,参军2人,转系3人,剩下12个男的。51年辅仁大学哲学系并入北大,我们班来了6男3女。52年院系调整又并入9男1女。此外又插入两个上一年级转入的,共有男生29人。4个男生有肺病住在德斋的肺健会,有一人租住东门外北沟沿,所以这间大屋正好容纳了我们班余下的男生。

我们似乎又回到了1950年刚入学住北大三院礼堂那个情景。有人在屋里说什么别人都听得清清楚楚。谁咳嗽,呵欠,打喷嚏,放屁,大家都能声声入耳。尤其晚上睡觉,呼噜四起,夜夜演出鼾声大合奏。

这屋白天也不安静。谁在吵闹,谁在哼哼,谁在唱小调,大家都得听、得忍。中山大学来了两位广东佬爱说话。这两人只要凑一起,就粤语连篇。这不打紧,要命的是他俩都高调门,铁嗓子。我们根本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因为听不懂,就觉得他俩不像在说话。有同学就说这是两个广东驴在叫。大家传开,只要他俩一上嘴,有人就喊:“广东驴叫啦!”

我们宿舍白天实在不好利用,所以多数人都到图书馆去了。和后来北大的情况一样,图书馆座位有限,得早早去抢,还得帮别的同学占座位。图书馆在办公室南边那个楼,两层。两层上面还有个小三层,中间高两边低的一个通仓,两边还有一排小窗,那是藏书的书库。图书馆门朝东,进门是一大通间,摆满大长案大扶手椅,是北大搬来的,坐着很舒服。

我们来后,哲学楼还没修缮好。学校在外文楼给了哲学系一个办公室。我最早接触新北大哲学系的老师也是在这房里。新的哲学系设两个专业,哲学专业和心理专业。哲学专业分三个专门化,这也是从苏联学来的一套。有辩证唯物主义专门化、历史唯物主义专门化、逻辑专门化。三个专门化的学生有共同的课程,也有各专门化要学的一些课程。分专业化是从我们年级开始,我们班34个人要分为三个专门化组。逻辑专门化要动员10个学生。可能系里对分学生已有方案名单,就按这个名单来动员。我被划进逻辑专门化。执行动员的是清华来的朱伯崑老师。他把我们十个人一个一个叫到外文楼这间屋子谈话,动员我们学逻辑。我对逻辑不感兴趣,死活不愿去。朱老师也不松口,非让我去不可。到第三天就剩我一个人了,我也真的撑不住了,答应下来。

大约在10月底,院系调整其他大学哲学系的老师和学生都集齐了,52年所招新生也到了。系里的外文楼一楼西端阶梯教室开了一个哲学系全体师生会面会。我不记得那会叫什么名了,实际上就是全国哲学系的教师和在校学生聚在一起会会面。那会场是从中间的台阶过道分,所有老师坐在左边前几排,所有学生坐在右边和左边的最后几排。我记得还有几位较老的先生,有汤用彤先生、金岳霖先生、唐钺先生、黄子通先生,还有谁不记得,会是由原北大哲学系副系主任汪子嵩先生主持,记得他挨个介绍了哲学系的老师,还说,今天是哲学系的大盛会,是全国70多位哲学系的教授、教师和全国170多个学生的大聚会。

(本文摘自《民间影像》第二辑,同济大学出版社2013年1月版,标题为所加,有删节。)

虽然到了一所新的大学,可是我衣服上的浙大校徽久久不肯拿下,而华东师范大学的校徽久久不肯戴上……

陈吉余 中国工程院院士,1945年毕业于浙江大学,时任浙江大学地理系讲师;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1952年的春天,明媚的西子湖畔,浙江大学和往常一样弦歌不绝,但是教师们除了正常的教学以外,还增加了新的内容,接受思想教育,进行思想改造,批评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脱胎换骨,以工人阶级思想改造自己,差不多每天下午进行学习,先是自我分析,然后相互帮助批评旧思想,树立新的世界观。

思想改造快要结束的时候,负责主持浙大地理系思想改造者宁奇生在地理系办公室宣布全国要进行院系调整,还宣布了几条纪律,不能私自联系工作,一切听从组织安排。

记不清是什么具体日期,在地理系教师思想改造会上,宁奇生宣布了院系调整的具体内容。浙大理学院大多调整到复旦,地理系的地质、气象老师调到南京大学,地理学的多数老师和全部图书设备都掉到华东师大,只留少数老师留在浙江师范学院;浙大的农学院,医学院单独成为专科学院。而一个全国著名的一所综合性大学,被誉为“东方剑桥”的浙江大学被调整为一个工科大学了!

宣布方案后,一天下午,华东师大派了人事处的张波和地理系的王文瀚到浙大地理系,我看到他们两人到办公室,没有和我们一一介绍,只是和李春芬先生,可能与宁奇生有谈话,谈什么不知道……但又听说学生不愿去师范学校。

某一天晚上,浙大在杭州饭店办了离别的酒宴为老师道别,大家虽然是相互敬酒,然而这是什么样的心情呢?真实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参加宴会时,我是由所住的吴衙巷宿舍单独一个人去的,记不起和谁一桌,是走得去的。参加宴会的学校领导是总务长严文兴教授,吃完了,自己一个人就回宿舍了。

到临离开的那一天,也就是10月8日,行李打好后,家具有些是借学校的,大床和一张竹床是自己的。这天上午,学校来人搬运空了,空空房内只有一张单人竹床。运到上海的行李和一张大床,学校派人去火车站托运了。

就这样离开浙大了吗?多年的培养之情,多年的师友,天堂杭州的山水草木,就这样离别了吗?说真的,就是我住的吴衙巷的宿舍,相处多年的老蛇都不愿我离开,物件搬运了,它一早上就吊在我的门楣上,中午又横躺在门坎上,我只能跳窗离开了一住数年的古老房子的宿舍。

1952年10月8日,我们上午离开了吴衙巷,到大学路,物理系,家属去了一个同事的家里。中午,我带了长子回吴衙巷,在我的空房竹床上睡了午觉,然后,就带着孩子,走到火车站(杭州的城站),家属与同事直接走到城站。

我们在火车站会合,李春芬、严钦尚和我三家从软席候车室进入软席车厢,是浙大职员送上去的,职员我不认识。

在软席车厢,人很少,也就是李、严、陈三家,我们泡了茶,聊聊天。下午2时开车,大概4点半到5点到上海西站,华东师大张波通知到西站来接。下车后,步行到华东师大现在的一村,我们被分别带到安排好的宿舍。严钦尚一家住东西大楼,我住在一排平房中的一间房子里,床铺都安排好了,打开行李就可休息了。房间对面有一间厨房,可以做饭。

10月的一天,严钦尚和我到学校拜会孙陶林副校长,严钦尚把浙大委托他接收我们的档案交给学校,我们算是报到了。

虽然到了一所新的大学,可是我衣服上的浙大校徽久久不肯拿下,而华东师范大学的校徽久久不肯戴上。

浙大是名师荟萃的学校,竺可桢校长延聘名师,每个系都有全国著名的学者,他们不仅是学术上,而且在学风上言传身教,学生们接受他们的熏陶,培养出浙大之风,浙大之人。就以我所在的史地系来讲,史学有张荫麟、谭其骧;地学,竺可桢校长就是地学泰斗,系主任张其昀学贯古今,地质有叶良辅,气象有涂长望等教授皆国内之大师,国际之闻人。

在院系调整时,浙江大学地理系,教师仅10人,地理学:李春芬、严得一、严钦尚、陈吉余、郑家祥;地质学:朱庭祜、孙鼐、李治孝;气象学:石延汉、么振生,另有教辅及工友五人:其中绘图员王心安、工友汤孝初调整到华东师大,绘图员吴贤祚和录事、文字抄写周丙潮调整到浙江师范学院,工友周雨伢留在浙大。这样一个地理系,在国内地理界熠熠生辉,十名教师三个专业方向。院系调整后,学生均进入南京大学地质系和气象系,以后他们中许多都在学术上很有成就。只是浙江大学史地系从1936年建系,13年分系,又经过3年,仅16年时间,却留下了光辉的史迹和深刻的回忆……

2012年,清华大学恢复文科传统,成立人文学院和社会科学学院。回眸这所著名学府的办学史,上世纪20年代,清华四大“国学导师”梁启超、陈寅恪、王国维、赵元任均是我国近代最杰出的学者;社会学系、政治学系、经济学系和教育心理学系的建立,在当时均是开社会科学研究风气之先,涌现出费孝通、陈岱孙、钱端升等一批学术大师。

在中国的高等教育发展史上,记录在案的大规模院系调整,总共有两次。如果说,1952年的院系大调整以“拆分”为特点,那么始于上世纪90年代的第二次院系调整,最大的特点就是合并。

此轮调整中,一种现象份外显眼:大学频频合并更名,由“学院”改为“大学”。而一些大学也从学院内部分科系扩建为学院。这些变革举措,都旨在完善大学的综合性。

学界普遍认为,上世纪90年代的高教管理体制改革,旨在针对大学日益严重的条块分割、办学效益低以及单科性院校过多、人才培养模式单一等弊端它也被认为是基于1952年院系调整基础之上的一次复归。

“加强基础,淡化专业,因材施教,分流培养”,在北大的办学史上,于1988年提出的这十六字办校方针,如今看来,别具深意。从1952年院系调整后强化“专门化”人才培养,一直到30多年后“淡化专业”的提出,显而易见,高校办学的理念已经发生了变化。从2000年以后,包括北大、复旦、中山大学纷纷启动通识教育或博雅教育。

在一些研究高教的学者看来,这又是一次效仿美国教育模式的改革之举。实际上,关于大学的通才培养还是专才培养的争论,早在1949年以前就已经有了。

据华东师范大学研究教育史的徐小楚介绍,当时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学校基本上都是“培养通才”的学校,除了教会学校圣约翰大学有“东方哈佛”之称外,浙江大学也有“东方剑桥”的美誉。在解放前,按照洪堡大学精神,“必须有研究才能算是大学”。当时很多学校也在追求建成综合性大学,很多大学一度醉心于建新学院,开新专业,要建成“大而全”的学校。

但其时,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则坚决反对大学的“大而全”,他反对北京大学建医学院、法学院等以专门学科为主的学院,坚持认为北京大学只需要文学院和理学院。

1952年院系调整以后,我国高校大规模地扩充工科,以满足工业建设的需要,大力培养理科人才,拓展新中国的科学事业。

复旦大学校史馆副研究员钱益民说,从长远发展来看,分割太过细的学科,使大学逐渐沦为社会的职业技术培训学校,偏离了大学教育的初衷。

复旦大学苏步青先生生前谈起1952年的院系调整时曾经说过,前苏联的高等教育模式优点是重理论,重基础,但是缺点则是太过于专门了。造成的结果是,学生知识面过窄,不适应社会对复合型人才的要求。

改革开放以后,不少学者已经意识到过去大学专科化人才培养的缺陷。包括清华大学在内,一些曾经的综合性大学纷纷提出了恢复人文学科传统的办学要求。

1980年,时任清华大学校长的刘达和副校长何东昌在《光明日报》头版发表文章,题为《重视大学文科,多办大学文科》。此后,清华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都提出“没有一流的文科,就没有一流的大学”的口号,并开始设立人文社科学院,渴望改变人们认知的“以工科著称高校”的形象。

直到2009年,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恢复,著名历史学家余英时在贺信中,就用了“从劫灰中浴火重生”一语。而上海交通大学更是在短短的10多年间大量投入,先后建成了法学院、人文学院、高级金融学院,希望能够完善学校的学科结构设置。

尽管办学模式、理念不一,但从上世纪90后迄今,综合性大学无一不是从专科类人才,重新走向通才培养的道路。

“石油化工部办石油化工大学、纺织部办纺织大学、经贸部办经贸大学、外交部办外交学院,地方办地方性的大学,剩下的就归教育部”这是一些学者对90年代第二轮院系调整前国内高校分类的描述。

90年代高校启动第二轮院系调整,还有一个独特的时代背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中央政府部门机构改革的不断深化,中央政府部门的机构和职能发生了重大变化,与此相适应,部门所属学校的管理体制也应做相应的调整。

但在此之前,我国高教管理体制,是在高度计划经济体制下建立起来的,实行国家集中计划、中央部门(俗称“条”)和地方政府(俗称为“块”)分别办学并直接管理。行业、部门所需要的人才,主要由其自行办学来培养。

国家领导人在他所著的《教育访谈录》中讲了一个故事,十分典型地反映着当时条块分割的状况。在对外贸易论断时代,国家为了培养外贸人才,20世纪50年代初,外经贸部就办了北京外贸学院(即后来的对外经贸大学),后来人才不够了,又在上海、广州、天津办了外贸学院,各地又办了中专、还有职业中专、职工中专。有一次,他找外经贸部的财务司司长,结果对方说,自己被外地来的几位外贸中专的校长围住,脱不开身。后来才知道,这些校长是找他来要钱盖房子,连盖托儿所、厕所都要来找部里要钱。这说明,在当时不少大学已经办了外经贸的院系。外经贸部自己再办专门院校,就显得不那么必要了,只会耗费额外的精力。

《教育访谈录》中还写道:“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的高等教育在管理体制、办学模式和结构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也就日益凸现,这些问题主要是条块分割,部门分割,专业过窄,规模过小,低水平重复设置高等院校和专业,产学研脱节,包得过多,统得过死,从而使教育资源难以得到合理配置和充分利用,影响了整体办学效益和教育质量的提高……”

曾对当时高等教育资源被分割的局面做过一个形象的比喻:“就像一块蛋糕,先被横切,再被竖切,然后左切右切,最后被切成蛋糕屑了”。

1992年,原国家教委首先从打破高校单一的隶属关系、加强地方对高等教育的统筹入手,积极促成了广东省人民政府与原国家教委共建中山大学和华南理工大学。此后,以主管部门共建和高校间开展合作办学为主要形式的高教管理体制改革,在全国迅速展开。

通过管理体制的改革,一批更加综合的高等学校应运而生。1993年,由江西大学和江西工业大学合并组建的南昌大学,逐步形成了“多学科交叉渗透、学研产紧密结合”的新型综合大学办学规模;1994年4月起开始合并的四川大学,经过艰难曲折的探索和锐意改革,并校改革的优势和效益从多方面显现出来。

据统计,在这一轮院系调整中,全国共有31个省、市、自治区,60多个国务院部门(单位)参与了改革,涉及高校900余所。全国普通高校数量已从1994年最多时的1080所减少到后来1018所。

通过合并,出现了一批新的综合性和多科性大学,特别是将一批重点医科院校与教育部的重点高校合并,使这些大学成为学科齐全的或较为齐全的综合性大学,办学实力显著提高。

与此同时,伴随着各种形式的共建,几百所高校改变了学校单一的隶属关系,条块有机结合,学校为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的能力也大大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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